凯里游思从娱神到娱人丨阿福行记

编丨陳九千

你是所有人，曾经在世或仍旧活着的，全部。

——AndyWeir

丨写在前面

对贵州的好奇与向往，源自几年前的一场偶遇。

几年前，我在广州出差，在一个过街天桥上，看到一个留着长发和胡子的诗人，在摆地摊卖他的诗集《南往耶之墓》。出于好奇，我停下脚步与诗人攀谈，并买了一本他的诗集。

雷公山锦鸡苗人，南往耶

交谈过程中，我了解到：这位长发诗人名叫南往耶，来自贵州雷公山，苗族人。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雷公山这个地名，此前也只是坐火车的时候路过贵州，因此很难对它建立起具体的印象和认知。

与南往耶本人仅有的一次接触和交谈给我的印象，感觉他是一名狂狷之士。他跟我聊起雷公山的一些情况，聊起他的个人遭遇。他自信他是雷公山近几百年以来诞生的最有才华的诗人，并自诩为盛世的斗士；但天妒英才，他总是遭到政府和当地恶霸势力的打击跟迫害。

这自然是他的一面之词，我无从证实，也懒得证实。天气很热，我们都很焦躁。买了诗集之后，便与他道别，忙我自己的事情去了。

但，与“南往耶”的缘分却并不止于过街天桥；至少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闽粤地带，在觥筹交错、和光同尘的名利场，他的狂傲，以及表现出来的一个斗士的姿态——无论是作为一种表演还是他真的想战斗，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《南往耶之墓》是一本现代诗集，大概率是作者筹资或自费出版的。

翻开诗集的封面，里面有一张年轻裸女的彩色照片。她长发及腰，一丝不挂地坐在城市高楼的落地窗前，窗外的斜阳打在她晶莹透亮的胴体上；高耸的乳房被阳光染成了金黄色，分外迷人。

南往耶自己的注解说，这位模特是他的一位苗族姐姐。他盛赞天地造化，孕育了这位苗族姐姐的美、自信和性感。在他心里，她的形象，几乎成了雷公山一带苗人的化身和集体写照。

我无法以一个文学评论员的身份去评论一本现代诗集的文学水平，但我确实很认真地读过里面的每一首诗，有些还摘抄在我的读书笔记里。

这是一本民族意识和主体意识都很强的诗集，里面描写了很多关于雷公山的传说和传统，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他的弟兄姐妹和父辈祖辈，以及他们在命运抉择中所表现出的彷徨和挣扎。

和大多数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民族群体一样，这种不顾一切地彰显自我的民族意识和主体意识，往往是在与“强大之物”相碰撞之后，才凸显出其剑拔弩张的态势。在雷公山和南往耶这里，他们所面对的无处不在的“强大之物”，一方面是公权力，另一方面是现代化进程。

从诗集的字里行间，我们能感觉到作者对苗人传统的珍视、继承和留恋，以及他对亲人和族人的爱和爱莫能助；但最激烈的，仍是他对“强大之物”的对抗情绪，以及那种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鲁莽或豪气。

几年后，当我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和传统有了粗浅的了解后，我才隐约感觉出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“大无畏”和复仇意志，有着上古时期蚩尤和共工的影子——“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！”

从南往耶和他的诗集中，我本能地联想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对鸡蛋和高墙的隐喻。这个隐喻的背后留下的问题，并不仅仅是要不要让脆弱的鸡蛋去撞击坚硬冰冷的高墙——这是对“猛志”和才华近乎愚蠢的浪费，而是，一颗蕴藏着无限可能的鸡蛋，如何飞跃这高墙！

丨印象凯里，多彩苗人

今年8月初，在湖南湘西的凤凰古城，看完“乡下人”沈从文的坟地和故居之后，坐长途大巴一路西行，进入贵州，抵达铜仁，正值中午。拖着行李瞎逛了一个小时，吃过午饭，便直奔高铁站，迫不及待地前往凯里。

傍晚时分，雨后初晴，夕阳斜照，高铁行驶在高原上，穿过零星分布的村落，像闯进了一幅画卷里。

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，整个贵州省基本都在云贵高原上。接下来的几天行程，无论是在高铁轨道还是在高速公路上看窗外的风景，全是连绵不断的山：山涧植被茂盛、千沟万壑；山顶则是草原牧场。

从铜仁到凯里的路程很近，一个多小时的高铁就到了。从凯里南站出来，已是暮色沉沉，我拖着行李走出车站，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，到达市区。在朋友吴媛媛分享的地理位置附近，我订好一家旅馆，办理好入住，已经晚上8点多了。

吴媛媛是我在深圳工作时的前同事，这是个怀揣着编剧梦想的女孩。年轻的她，单纯、活泼、愿意尝试不同的新事物。我们相识于深圳的一个编剧培训班，后来也一起共事过一段时间。离开深圳后，她去了北京一家影视公司，从事文化和编剧工作。再后来，她回到了她的家乡凯里，在当地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工作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她带我去当地一家生意很旺的早餐店吃酸汤砂锅粉。吃完早餐，我们一起去参观附近的民族博物馆。

这个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一共有三层，全称叫做中国民族博物馆黔东南分馆，着意呈现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，因此对历史通识的部分介绍相对较少，汉朝以后至明清阶段的历史通识，几乎没有。

凯里市的全称叫做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，漫步于民族博物馆内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凯里境内苗族、侗族、瑶族、布依族、水族、壮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沿革、生活习俗和服饰文化。

于我而言，在博物馆参观过程中最大的收获，是填补了我对苗族的历史沿革的认知空白。此前，我只知道苗族、土家族和畲族等南方少数民族都属于蚩尤的后代，分属于九黎三苗；但却不知道，苗族其实是自东向西，从东部沿海迁徙到内陆贵州来的。

我也是来到贵州之后才了解到，整个苗族内部又有不同分支，可分为黑苗、白苗和花苗。岜沙苗寨中穿着黑色衣服，至今仍保留着用镰刀剃头这一风俗的族群，应该属于黑苗。而贵州西部、靠近云南昭通的毕节石门坎，普遍属于花苗。“花”亦指杂色的意思。

在服饰展览厅，印象深刻的是苗族和侗族的育婴带，那是母亲在出行和劳作时背婴儿用的。育婴带的中间很宽，两端修长，做工精细，绣了不同的花纹，表达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祝福。它们款式不一，挂在墙上，让人联想起女人的子宫和卵巢。

从博物馆出来，吴媛媛带我去逛古城老街的集市。她说：“你很幸运，今天刚好是周末，大家赶集的日子，可以看到当地最有特色的东西。”

她先带我去老街的菜市场，这片区域除了卖菜，还有当地的苗族老人摆摊卖山上采回来的草药，街边不时还能看到老太太用米粒和鸡蛋给人算命。

我问吴媛媛：“你找她们算过命吗？”她说，她父母给她求过姻缘。

从菜市场出来，她又带我去了服饰一条街。这条街上，全是不同款式的苗族服饰，美不胜收。扎着发髻的苗族妇女，在这里精挑细选、货比三家。

穿过琳琅满目的服饰一条街，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巷深处，吴媛媛又带我去银饰街。这条街上，被匠人们千锤百炼、精雕细琢的银饰，像地摊货一样摆在货柜上。眼看着这些雪白耀眼的银饰如此“不被待见”的样子，真心怀疑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。柜台里，有些银链子还很粗大，挂在脖子上，感觉得有十几斤。

吴媛媛告诉我：“苗人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节日，逢年过节，都要穿着自己民族服饰，戴上这些银饰，聚在一起载歌载舞。所以，你在凯里看到的广场，都是圆形构造，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在节庆日跳舞。”

我问她：“你是苗族人吗？”

她说：“是啊。”

我又问：“那怎么不见你穿戴这些衣服和银饰？”

她说：“现在又不是过节。”

从银饰街的另一头出来，在十字路口的街边，一个卖苗人山歌和唱本的地摊，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唱本薄薄的，印刷略显粗糙，我却感觉很有意思，于是花5块钱买了两本。

逛完街已经快中午了，我们一起去吃血浆鸭。等饭上桌的间隙，我忍不住掏出山歌和唱本一睹为快，饭店的老板见我不像本地人，便端了一张小凳子坐在旁边，与我们攀谈起来。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，我说我是江西人。他说他的祖上以前也是江西人，我问他祖上是什么时候迁到贵州来的。他说他也不记得了，是当年作为犯人流放到这边的。

贵州地域在历史上被称为“夜郎古国”，因为这里曾经诞生过很辉煌的夜郎文化。从汉朝以后一直到明清这一千多年，贵州的大部分地区，都由当地的土司管辖，并形成了当地有名的四大土司家族。一直到雍正时期，清政府在云贵川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，由中央委派官员到当地，中央王朝对贵州的有效管辖才更进一步。因此，贵州也长期被视为边陲“蛮夷烟瘴”之地，是古时中原政权发配或流放犯人的目的地。事实上，发配到贵州的犯人，有极大一部分还没到目的地，就因水土不服或传染病而客死他乡了。

丨下司归来，“高山水流”一场醉

吃过午饭，稍事休息，吴媛媛约上她的同事以及同事的男朋友，开车去距离凯里市区半小时车程的下司古镇，她们很想念古镇江边的蓝莓冰粉。

下司古镇位于清水江畔，在明清时期为当地的商埠重镇。据官方的史料记载，清水江流域，因其独特的气候和土壤，非常适宜林木生长，明朝正德年间，朝廷修乾清宫、坤宁宫，层层派出要员到湖广、川、黔等省征集皇木。明清两朝，朝廷在清水江边的锦屏开设“木市”、广证“皇木”，“民木商”随之大量涌入，木材贸易空前繁荣。

木材贸易的繁荣，孕育了清水江辉煌的木材时代，加速了下游封建商品经济和汉文化沿着清水江推进，创造了清水江沿岸悠久的木商文化。

在这一趋势下，下司古镇的商品贸易也随之兴起，并因其便利的水陆码头而成为黔东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，明清政府也专门在这里设置行政单位。到了清朝后期，木商由以前的散商发展为有组织的商帮。诸商帮建立会馆，坐地经营。一时间，下司镇商贾云集、马帮成群结队，商号、货栈、会馆、餐馆遍布街巷，彻夜营业，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

如今，随着现代交通和物流运输的发展，水运日渐式微，下司镇也渐渐淡去了货运码头和物资集散的功能。但它在长达几百年的商品贸易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人文遗迹，却构成了西南地区与中原的互动与融合的共同记忆。这份共同记忆与历史遗产，也在现代社会演变成了宝贵的旅游资源，成为新的文化聚集地。

现在，留给下司古镇的一个问题便是：丧失了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之后的历史遗产，还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吗？它会不会最终成为一座空中楼阁，在风雨侵蚀中渐渐被遗忘？毕竟，文化也要遵循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。

在江边的饮品店喝完蓝莓冰粉，我们便在古巷中信步闲游，却无意间邂逅了阳明书院。在贵州的文化记忆中，经常为人所称道的，便是遭贬官的王阳明“龙场悟道”的故事了。

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开始在贵州传播阳明心学，三年间门人广布黔中；后在贵州阳明后学的努力下，经过多年的经营，最终形成黔中王门，出现了“贵州王学三先生”，其中以阳明再传之卓越弟子孙应鳌为集大成者。位于下司镇的阳明书院，便是孙应鳌等后学在贵州传播阳明心学的历史见证。

如今，这座古色古香的庭院建筑已经不再具有开课传道的功能，而被改造成了展示阳明心学内涵和主旨的展览馆，供游客参观。

回看历史，集中国传统思想之大成的王阳明，其所创立的心学，在东方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，并不亚于欧洲的宗教改革。细细品味，它们亦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。

首先，在当时，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。以儒学正宗为基础的阳明心学，摆脱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的窠臼，另辟蹊径，强调“知行合一”，顺应时代需求，开创了儒家学说的新境界。而欧洲的宗教改革，也在理论和组织层面修正了基督教义中日渐教条和禁锢的部分，放宽了教义的自由度。

其次，它们都扩大了其思想和理论的群众基础。阳明心学中的“人人皆有良知”、“人人皆可为圣人”的立场和开放度，使得儒学文化进一步向庶族平民乃至未受礼教熏习的“蛮夷”下沉和开放。而欧洲的宗教改革，有一项重要的内容，就是顺应时代的需要，打破天主教的精神束缚，吸收更多的教众。

但令人遗憾的是，欧洲的宗教改革极大了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，而中国的阳明心学，却没能在当时孕育出一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社会运动。

从阳明书院出来，我们又游荡到大码头、禹王宫（两湖会馆）和芦笙广场，感受下司古镇当年蛮汉交融的繁华与热闹。

傍晚时分，一行人驱车回凯里。回到凯里，已接近晚饭时间。吴媛媛说：“来贵州一定要有美酒，今晚你要不醉不归。”

她和她的同事好友带我品尝当地有名的牛肉酸汤火锅。这是一家颇具苗族特色的餐厅，餐厅门口，摆着苗人自酿的米酒，男子吹芦笙，女子唱苗歌，进来用餐顾客都要接过苗家女子的牛角杯，在芦笙和祝酒歌中，一饮而尽，热情洋溢。

在餐桌上，认识了吴媛媛的本地朋友龙江桥大哥，与他聊起我对贵州的最初想象，以及在广州和南往耶和雷公山的那场“偶遇”。

没想到，他竟然认识南往耶。“你说南往耶啊，他在凯里挺有名的。他最近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，头发和胡子都剃了。雷公山距离凯里很近的，不过开车只能到山脚下，得徒步才能上去。”

我说：“感觉南往耶这个人挺狂的。”

他附和道：“嗯，是挺狂的。”

随后，龙大哥又把南往耶最近的照片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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