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扶贫故事一片真情献山乡记凯里市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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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睿：一片真情献山乡

我叫刘睿，是贵州省数万扶贫大军中普通一员，如果没有脱贫攻坚，我本应跟大多数人一样，在平淡的日子中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。然而这些年的扶贫经历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，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可真要把它们写出来，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坐在村委会办公室，望着窗外那些吊脚楼上飘荡的袅袅炊烟，我的思绪不由回到了六年前的那一天……那是年初春的一个下午，我跟着同事们一起到帮扶村去看望自己的帮扶对象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贫困户这个群体。当我跟着带路的村干部走进村民家里的时候，我被眼前的一幕深深地震撼到了：昏暗的房间让人看不清里面的摆设，空空的堂屋带着丝丝凉意，一张架在几块砖头上的木板上面堆着一些衣服和一床棉絮，用土垒起来的破旧的厨房灶台上放着几个已经破了边的碗，一男一女正围坐在堂屋的火坑旁烤火。这一切与屋外温暖和煦的阳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当我们走进屋子的时候，夫妻俩紧张地站了起来，不安地看着这两位不速之客，脸上露出局促的表情。当村干部介绍我是他们家的帮扶干部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他们的眼里闪过一丝希望的眼神，但随即又熄灭了。我想，他们应该是不相信我会真心帮助他们，又或许是对能否脱贫没有信心吧。我已经记不清那天跟他们说了些什么，也记不起那天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家的，我只记得那晚我失眠了。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的脑海里一直充斥着一个问题：究竟要怎样才能帮助到他们？送钱送物只是权宜之计，让他们掌握一门谋生的手艺才是脱贫致富的长久之计，毕竟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可是，对于这对年近五十，仅有小学文化的夫妻来说，这个“渔”在哪里呢？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苗族传统节日到了，寨子里到处充满了笑声，男女老少都穿着自己最体面的衣服，聚集到寨子中间的芦笙场，跳起欢快的芦笙舞。仪式结束后，我带着节日的礼物跟着这对夫妻回到了他们的家。经过多次接触后，我们之间也不再有当初的陌生感了。男主人拉着我坐到火坑旁边，这里已经煮好了一锅肉，这在平时是难得的菜肴。老人和孩子围坐成一圈，女主人给我斟满了一碗酒，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难得的笑容。酒过三巡后，我突然发现女人的衣服上绣着许多精美的图案。看着我好奇的眼神，他们自豪地告诉我，这是女主人自己绣的。那一瞬间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，这不就是我一直寻找的“渔”吗！很快，凭借着自己从事文化产业工作的便利，我给女主人找到她的第一份工作：给一家服装店做绣片。在这里，女主人的刺绣技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，她做的绣片受到了服装店老板的赞誉，订单也开始多了起来。当我又一次来到她家里走访的时候，惊奇地发现灶上炖着只有在过节才会有的肉，睡觉的门板不知什么时候换成了真正的床。一家人看着我开心地笑着，这是真正的、开心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也充满了喜悦。后来，随着凯里市行政村区划调整，我所在的单位帮扶村调到了隔壁的村子。有一天，单位领导找到我，他说村里有很多会刺绣的妇女，希望我给她们找一些刺绣的活路做，增加她们的收入。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，因为通过一年多的扶贫，我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发展苗绣产业，走一条有特色的文化产业扶贫道路。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一笔订单就出了问题。一些妇女的刺绣技艺达不到企业的要求，还有一些绣娘没有按照企业提供的图案去做，于是大部分绣片被退了回来，我的扶贫生涯遭遇了第一次滑铁卢。看着这一堆被退回的绣片，有的绣娘满怀不解地说，企业的图案不好看，我们就按照祖辈流传下来的图案做给他们，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呢？我无奈地看着她们，要怎样才能走好文化产业扶贫道路呢？冥思苦想了几天后，我决定从培训入手，以市场要求为标准对绣娘开展技艺培训。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：开展培训需要经费，钱从哪里来呢？在最初向几个相关部门求助无果后，我突然想起曾经因工作接触过的“中国宋庆龄基金会”。抱着一丝期望，我拨通了“中国宋庆龄基金会”公益项目部负责人的电话，没想到她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，她们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扩大培训的范围，让更多的贫困绣娘参与到项目中来。这可让我喜出望外，因为我深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，能让更多的贫困绣娘增加收入，这也是我开展特色文化产业扶贫道路的初衷。没多久，基金会负责刺绣培训的韩老师就专程赶到了凯里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不仅考察了帮扶村的情况，还到了凯里其他的贫困村实地走访，最终敲定了参加培训的村寨、培训方式以及经费、参与人员等等细节。我们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“女性幸福基金”。年的夏天，我带着聘请的苗绣大师驱车前往苗寨，开始了我的文化产业扶贫之路。俗话说万事开头难，当我们走进村寨的时候，没有想象当中的妇女们踊跃参与的场景，而是冷冷清清的培训室和稀稀拉拉的几个人。迎着大家疑惑的眼神，我们开始了“女性幸福基金”的第一场培训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做就是五年。五年的时间里，我和我的伙伴们顶着烈日，冒着风雨，走遍了项目村寨的每一个角落。我们曾在培训道路上遇到过山体滑坡，感受过在刺骨的寒风中横渡大河，也经历了车祸的一瞬，甚至有一次在夜晚赶路差点翻下山崖。但是我没有退缩，因为我的眼前时常浮现出绣娘们那渴望的目光。至今我还记得给绣娘们找到的第一笔订单：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牵线下，绣娘们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作一批苗绣封面笔记本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高质量完成了这批订单，这其中的辛苦自不必说。当绣娘们捏着红色的百元大钞开心地笑着，我的内心也激动万分。这次成功的订单，坚定了我发展苗绣产业扶贫的信心。为了开辟更多的市场，让更多的人接受苗绣，我开始思考如何让苗绣产品走上高端定制道路的问题。为此，我特意带着一些骨干绣娘到了北京、深圳、杭州等文创产业发展得好的地方，让她们去开拓眼界，更加深刻地了解文创产品的含义。甚至与深圳当地的一家文化企业合作，在它的产业园区里专门设立了一个区域销售凯里的文化产品。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“民族文化前沿城市综合体”，希望能够利用深圳市在创意设计方面的优势来倒推苗绣产品的升级。在我的不懈努力下，一些苗绣创意产品不断涌现，并得到了一些国际品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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